摘要:“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文明发展规律、深刻总结理论创新经验、深刻回答时代发展课题的基础上创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高度契合为二者有机结合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贯通、相互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充实,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使“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推进“第二个结合”,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守正创新、扎根时代实践、夯实人才支撑、推动交流互鉴,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于文化实践的场域之中,它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坚持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立场,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价值理念;它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能动性的理论,以系统性思维突出强调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国家安全大局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突出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价值,从而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它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深刻剖析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样态,阐明了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等基本特征,揭示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规律,为人类文明的和平交往提供了新范式。
摘要:行政区划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与区域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城市型政区调整有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利用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测度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进程的协同性,研究表明:具有较低的城市化管理率的城市往往其城市化管理指数也较低;规模较大城市的城市化管理水平相对更高。从区位优势比较来看,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具有更高的城市化管理水平,而长江上游地区应在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前提下加强撤县设区(市)的力度。因此,要因地制宜进行城市型政区调整,增强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以强化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
摘要: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伴随着全球数字化的飞速发展,各个国家均认识到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超过170个国家出台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科学准确地测度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对于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测度我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和时空演进趋势,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低速上升趋势,且表现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非均衡现象,四大区域之间的异质性显著。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东部省份大多分布在“高-高”集聚区,而西部和东北的大部分省份分布在“低-低”集聚区,且大部分省份长期没有出现迁跃,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要持续提升数字创新能力,建立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共享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
摘要:优化营商环境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多元主体共治来优化营商环境,进而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学界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2019—2022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动态QCA和单因素方差方法探究多元主体治理因素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单个治理因素不构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金融环境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并且人力资本的必要性在逐年递增,呈现出时间效应;产生的五条差异性组态均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分别提炼成“政府-市场共生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展型”两个多中心协同模型;通过对组态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五条组态的覆盖度在东、中、西部城市的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要推动教育体系与技能人才培训的现代化,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因地制宜进行政策设计与改革,促进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摘要:数字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驱动城市减污降碳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2014—2022年中国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碳排放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碳排放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有助于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能够提升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和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从而通过这两个渠道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更加显著,而公众环境关注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赋能城市碳减排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还有助于减少雾霾污染,进而改善空气质量。因此,应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扩围,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改革的碳减排效果,加强数字经济研发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在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过程中,特别要结合区域差异因地制宜。
摘要:胡适的新诗设计受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但这里面也包含了对实用主义哲学的误读。胡适提出的“具体的做法”是对现实的摹写,而杜威强调的回到现实世界却是带着主体经验的“返回”,包含着一种综合的经验。在胡适之后,废名提出的“当下观物”无意间也应和了实用主义哲学,废名注重主体经验,不过他也因更强调审美感性、直觉而忽略了理性和现实经验的价值。相比较而言,艾略特等诗人提出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实用主义哲学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更为契合,它虽然没有影响到早期新诗,却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
摘要:在《歌谣周刊》将口头歌谣书面化的过程中,潜在的印刷理性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同人过度偏向口头媒介,并形成重徒歌、轻乐歌的收集倾向。以《歌谣周刊》为中心形成的媒介场域中,口头与书面的媒介矛盾作为悬而未决的诗学症候,潜在于歌谣入诗的实践。取法徒歌的新诗,粗、真实而蕴含歌性,却始终面临口头与书面的抵悟。取法乐歌的新诗,由于其传统连续性和多媒介特征,具有高配乐度与在场性的审美价值,指向新诗的另一条发展脉络。审视这两种取法不同的新诗路径会发现,媒介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诗学因素,始终影响着新诗的发展。
摘要:出于新诗对自身弊端的自觉克服、对1980年代“不及物写作”的纠偏和对现实伦理吁求的积极应和,1990年代诗坛出现的“杜甫热”背后是深刻的“及物”倾向。这股受杜甫影响的倾向进入新世纪后更加内在化和深细化,具体表现是以“平常心”写日常事,充满人间烟火气;通过以史入诗的方式,切入人生和现实的现场;借助“叙事”维系文学和世界的基本关系,提高处理复杂事端的能力。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是有限度的,或沉湎于琐屑凡俗的情思中,拒绝精神提升;或不注意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缺少艺术性支撑;或只图“叙事”的方便和包含性,结构臃肿,松弛啰嗦,造成了诗性流失。
摘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革命性在于,其起点不再是近代认识论纯粹观念性的主体及其感知经验或理性,而是现实生命及其实践活动。认识应从现实生命的物质实践出发,在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实现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代认知科学的新兴范式预测加工理论主张,生物体通过内部模型预测环境中的感知反馈,并通过感知与行动的循环最小化预测误差,从而实现对环境的适应性行为。预测加工理论强调感知的行动导向以及感知与行动的统一性,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有关认识一实践循环和实践导向的观点非常契合。两者都强调主体在认识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都认为认识不仅是被动的感知更是主动的建构,感知唯有通过与行动的循环才能实现生命的存续和安康。比较并揭示这两种理论在认识论上的共通性,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革命性和时代性。
摘要:在科学精神日益成为理论主题的当代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博弈本质上是对实证与规范关系的探求。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创建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突破了以往二元论的探究模式,以其所内蕴的“实证一规范”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从双重意义上弥合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疏离感: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真正的实证科学”完成了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奠定了“历史科学”的存在论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经济科学”是“接着讲”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现实具体化。“真正的实证科学”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回应时代之问的产物,又是他们实证精神的独特表达。
摘要:先秦儒道关系,以孟子和庄子为典型代表,这一判断并不是简单地基于以双方差异对立为基础的所谓“儒道互补”。事实上,两家的关系可概括为“同途殊归”,即其宗旨虽然“殊归”,但其思想方法却是“同途”,即两家都具有“解构-还原 -建构”的致思路径:就解构而论,两家都批判某种社会现实;就还原而论,两家都回归某种本真状态;就建构而论,两家都诉诸某种理想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真状态的还原和理想秩序的建构方面,两家都彰显了个体的独立自足价值及其对于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意义。就此观之,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或者可以期待儒道两家不仅“同途”,而且“同归”。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摘要:中共早期报刊历史建构与社会动员中,运用悲情叙事手法渲染群众生存环境的悲惨、凸显理想与现实的偏差,唤起进步群众革命情感,形塑报刊动员的情感唤起机制;在批判敌人中摆明立场、在区分“你们”中强调“我们”,对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等思潮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引导革命群众辨明是非、分清敌我,坚守革命意志、保持革命激情,形塑报刊动员的情感渲染机制;引导广大革命群众融入民族民主革命大潮之中,从而将革命激情外化为革命实践,形塑报刊动员的情感外化机制。
摘要:战时重庆实行无线电统制政策十分必要,在维护正常电信秩序和防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初期,当地电信机关遵照交通部相关规章及命令,重点管控无线电器材的流通,同时严格限制民众使用收音机及无线电台。1939年4月重庆卫戌总司令部成立,在军事防谍名义下,采取更多举措对无线电加强管控,进而导致军政双方在统制中事权重复,不免发生矛盾,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为此,军委会命令所属调查统计局统筹战时电信监察事宜。经过相关各方多次开会协商,最终决定在统制中分工合作,既维护电信机关基本管理权,更赋予卫成总部决定权。战时无线电统制政策逐步走向集中统一,不仅有利于提高统制效率和成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国民党当局统制思想、理念的更新演变。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共中央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下,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俄文学习运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中央专门成立俄文编译局、召开俄文教学工作会议,统一规划高校俄文学习运动。在中央引领下,中苏友好协会、各地机关部门和工业生产单位,以集体学习方式开展业余学习。全面的俄文学习运动始于1949年,1951年第一次全国俄文教学会议召开后进入高潮,1953年第二次全国俄文教学会议后调控规模、提高质量,1956年中共八大后,随着从以俄为师向以苏为鉴的转变,俄文学习热度降低、回归正常。俄文学习运动的开展,是以俄为师的表现,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为民理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为民初心的不懈追求。法治为民理念内含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属于谁、为了谁、依靠谁、保护谁”等基本问题,并旨在通过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保障人民权益。践行法治为民理念,根本在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确保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需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摘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近年来在数据安全保障法治体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非法分析个人数据行为产生的辐射性抽象危险因此受到关注。该行为不但作为传统犯罪的诱因导致社会安全受到进一步威胁,更使得数据安全向国家安全其他领域呈现辐射性危险。我国前置法的失能与刑法的规制缺陷使得非法分析个人数据行为成为了国际数据战场中第三国主体侵害我国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不法工具。基于风险预防的理念,有必要通过刑法法益保护前置化将集体法益保护必要性还原到个人数据安全法益中,即在刑法中设立非法分析个人数据罪,完善数据安全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