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彼三十年,一域扬四海”,这是大家对《书屋》创刊三十周年的普遍认知,也是广大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心声。如果说杂志的首创者们打下了好底子,着眼于探索思想和重温启蒙,恢复史实与常识,那么后来者更多地拓宽了视野,为海内外著名的华文学者、作家以及汉学家的研究与创作成果,提供了一个展览平台,并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催生出原生的自信力量,于中西会通处显示出中华文化实力。私以为,跨世纪之后,杂志形散而神不散,虽历经波折
一 1980年夏,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招考,12月被录取,分配进入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文学研究室,直至1992年12月退休。在这十二年里,我虽然写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和《“心理分析”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内在流程》《在现实和文学中的爱》三册学术专著,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通俗性质的写作。 我喜欢科普性质的写作,是因为我平日喜欢阅读富有知识性的平易近人的文章和书籍,这种爱好始于1954年。这年,我
写书的先生 余凤高,1932年生,浙江黄岩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这是余先生的个人简介,在他众多的著作中,他总是这样简短地介绍自己,多少年也不更新。然而,他的著作却经常更新、增加或再版。 粗略统计,余先生的著作有五十余册,早期因工作关系,撰写文学研究类论文数十篇、学术专著三册。退休后,他开始大量写作和出版医学文化方面的科普著作,以及文化史、艺术史相关话题的著
至高无上的十二章纹 刺绣也叫绣花,是以绣针引彩线,按照设计好的花样,在丝帛麻棉等织物上刺缀运针,以绣迹构成纹样图案的一种工艺活动。古代称“黹”或“针黹”。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又名“女红”。刺绣是一种工艺活动,首先要具备相应的工具,比如绣针、绣地(纺织物)、绣线。 中国早期刺绣工艺,很大程度上是专为帝王将相的服饰礼仪服务。《尚书·益稷》记载了舜帝与大禹的一段对话。舜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
“奥本模式”的影响 1831年5月,年轻的法国贵族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好友结伴访问北美,足迹遍布美国大城市与边疆定居点,并曾在加拿大逗留,留下了大量的访问笔记。翌年春天返回法国后,托克维尔潜心写作,于1835年和1841年先后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该书迅速享誉欧美知识界,托克维尔也因此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年仅三十六岁。直至今日,这部《论美国的民主》依然是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名著,也
1949年6月11日,叶圣陶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举为筹备会委员。9月23日,叶圣陶在北京饭店参加了教育单位的集会,“讨论国旗、国都、纪年之问题”。在国旗图案的众多方案中,教育单位组多数成员赞同“红旗上缀一黄星,又加一条黄条纹者”的图案,他们认为黄条纹象征黄河,表明我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他们也一致同意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纪年则用公元。不过,9月27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上,叶圣陶那一组关于国旗
同治二年(1863)七月,湖南双峰荷叶塘(时属湘乡)一个私塾先生六十寿辰,时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仿苏东坡贺乐全之寿的先例,从江苏金陵专门寄来铁界尺等礼物,同时赠送给他一副寿联:“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礼物和寿联看似平凡,却寄托了曾国藩对朋友的深情厚谊,铁杖象征着坚韧、清高,寿联点出了两人订交的时间非同寻常。同治二年曾国藩只有五十二岁,这就意味着他不到二十岁便与此君订交,此
一般人都认为,王闿运任民国国史馆第一任馆长,是袁世凯为了装点门面强行钦定的,如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所述:“既而世凯强起为国史馆馆长,以民国三年抵北京。”事实不尽如此。王闿运何以掌国史馆?其中的派系博弈角力、权衡取舍、恩怨功利复杂交织,也颇有意味。 一 1912年12月11日,袁世凯签发大总统令,任命王闿运为国史馆馆长,至此,民国国史馆首任馆长人选尘埃落定。自当年3月胡汉民、黄兴、王宠惠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辜鸿铭最引国人咀嚼的是他那顽固守旧、狂妄好辩、滑稽古怪的作派,脑后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由此演绎出的一系列故事,不仅广泛流传,而且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当年他不畏强暴,大胆“为吾国吾民争辩”,用英文写下了一篇篇抨击西方列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辜鸿铭是出生于南洋马来西亚的第四代华侨,祖籍福建厦门。他的父亲是一位为英国人照看橡胶园的司理,母亲则是当
徐志摩与金庸这对表兄弟的关系常常为当代人津津乐道,其实这层关系在民国时的亲属间再熟悉不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金庸首次回海宁探亲,讲起他与徐家的关系,这才为家乡父老所知晓。但金庸只讲了个大概,其中的内情许多人并不了解。 改革开放后,金庸先后六次重返故乡,回海宁参观访问或参加相关活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庸听朋友说海宁政府在硖石西山公园重建了徐志摩墓,就表示想回来祭扫,并多次致信表达感激之情。199
整理母亲旧物,其中有一本已经破损的合页式小册子引起我的好奇:红色缎面,四角边缘残破,从册子连接处的孔眼看,小册子应该是靠铆钉(或缎带)连接,可惜早已无存,小册子变成了活页,共有十八页,上有文字或图画的则有二十一面。 母亲一生经历过战乱,还有新旧年代的种种波折,竟然能把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保存下来,可见其必有独特之处,令母亲珍视之。也庆幸小册子能留存至今,让我们得以了解八十多年前中学生的抗日心声。
二十世纪的艺苑文坛,她三美并具,诗美、画美、人更美,掌故专家郑逸梅称她“体态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在女画家中是最具仪容的……她本身就是一幅仕女画”。她的画风浑然天成,诗风清丽秀雅,但据说和她本人之美则相形失色,篆刻大家陈巨来在其《安持人物琐忆》一书中用“绝代尤物,令人魂消”八个字,表达其美貌引发的震撼。上海中国画院1960年甫一成立,她就是首批聘任的正高级画师之一。画院其时竞相吸纳民国时期的名士耆
一 浙江金华傅村镇畈田蒋村,是诗人艾青的故乡。村里人大多姓蒋,艾青自然也姓蒋,本名蒋正涵。 艾青故居面积之大,超乎我的想象。事实上,我在读《大堰河——我的保姆》时就猜想,能让诗人儿时就拥有保姆的家庭,肯定不是等闲之家。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处白墙黛瓦的江南建筑在重建后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建筑的设计体现了典型的江南徽派风格。宽敞的堂屋,可见一方天空,想来也是诗人童年夜晚最喜欢仰望星空的地方。 故
晚年杨绛对张爱玲私下的一些评价,较为全面地体现在她2010年1月20日写给锺叔河的信中。这封信最早发表于2016年5月27日的《湖南日报》(见王平《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锺叔河信两封》),其中言及张爱玲的有两处: 前天刘绪源赠我一本《翻书偶记》,序文是你的大笔。忙翻开细读,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
陈漱渝老师新近在团结出版社出了《似是故人归:陈漱渝怀师友》(以下简称《似是故人归》),一书在手,我有一种喜不自禁的期待之感。陈老师是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名家,在几十年研究生涯中“连写带编”了上百本书,而这本《似是故人归》是他多年所写的怀人散文的结集,是独立于学术书系之外的“文学副产品”。他在该书的“跋”中称,撰写怀人散文有其“特殊的难度”,正是描述其治史过程所遇见、所感受到的诸位老先生的真切风貌,陈
近读武汉大学韩晗同志的新著《革故维新:科学观念与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下简称《革故维新》,三联书店2025年版)一书,内容丰富,体系完备,主要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读罢颇令我感慨。作为“五四”的旗帜之一,“科学”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它指引着“五四”以降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方向。从某种重要意义观之,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牵引的结果,“民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科学”。 究其原因
《竺可桢日记》出版之后,已经有大量学者著文探讨了它的重要价值,相比于晚清民国的其他名人日记(如《胡适日记》《吴宓日记》),竺可桢的视角更为详尽客观。他在日记中所摘录的文章和文件皆有所本,且录之甚详,又有跨时期的连续性。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观察之敏锐与记录之细致,令人叹服。 我们如果对《竺可桢日记》加以仔细检核,就会发现作者是将日记当作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纪要,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写成,而晚年部分,有
幕僚,又称幕宾,俗称师爷,是盛行于明清官场的老行当,与今天的秘书稍有不同。幕僚虽身在衙门内,却多无编制,薪金由幕主付给,干的是“拿人钱财,替人分忧”之事,是影响当地政事的重要力量。 据说,明清时期,只要聘请三个好师爷,便可当官。一是刑名师爷,专管司法;二是钱粮师爷,主抓财税;三是文案师爷,负责文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正途官员,多出自举人、进士,步入宦海前,无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一 在关于谭嗣同的文学与历史书写中,彭晓玲女士始终以其扎实的史料功底、稳健的叙述风格与丰硕的创作成果,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距离其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问世恰好一年后,她又推出了这部传记力作《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以下简称《拔剑欲高歌》)。 初见此书名,不免心生疑窦:谭嗣同诗作宏富,名篇迭出,诸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禅心剑气相思骨,并作樊南一寸灰”“四万万人齐下泪,
当古典文学渐被尘封,沦为案头沉寂的文字,《唱出来的文学史·宋卷》却以“乐”为舟,精巧地令宋代文学渡越时空之隔。中南大学杨雨教授此书,既秉学者之严谨,筑牢学术根基,又承普及之使命,赋予文本以新生。其背后,是对古典文学“学术下沉”的执着坚守,更为宋代文学在当代的传承开辟了新境。 首先不可忽视的一点,此书本质上仍是一部文学史。然其最动人处,在于消融了古今之间的隔阂。历来文学史写作,多陷于术语之窠臼,或
前段时间,去了趟京郊山中。临行前想带一本书,很是一番挑挑拣拣,最终还是选了海南出版社的《知堂书话》,但可惜这套书太厚,又是精装,很不方便。知堂的文章还是很耐读的,想来可以打发山中的寂寞,于是又在书架上翻出了岳麓书社的初版本《知堂书话》,上、下两册,平装,小开本,倒是很轻巧。岳麓版《知堂书话》装帧朴素,版式也很简单,虽然此前断断续续读过锺叔河先生编选的这套书,但此回对照一番,才发觉每次重印都是有所不
中国香事从先秦游走至民初,盛大而多变,音容宛然。 明人屠隆写照宋人苏轼时说:“和香者,和其性也;品香,品自性也。自性立则命安,性命和则慧生,智慧生则九衢尘里任逍遥。”明人沈春泽为文震亨《长物志》作序,欣赏的香性乃是“幽而暗、淡而可思也”。明清两代的风月领袖钱谦益写下《和烧香曲》,句句都是经典,句句却又像虚构,其中关涉“十洲记”、“百和香”、王母临降、博山异芳、返魂香与茂陵土、鹊尾炉与鼻观通云云。
一 可能是受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贬抑握手这一洋礼节的影响,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洁癖使然,反正,我一向对握手不很热心,同朋友们见面,能不握手便不握手。知道我这脾气的朋友也许不会介意,但对一些比较敏感或相知不深的朋友,我有时不得不花点时间同他们多聊上两句,作为补偿。 对于拥抱,我的感觉则不同,每次看到一对情人或久别重逢的两个老友热烈相拥的镜头,温暖之情总油然而生。当然,那些在镜头前又抱又亲、惺惺作
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时,多次见过施蛰存先生。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交接时期,冬天他穿着老式的中式棉衣,耳朵里塞着助听器。耳塞连着细细的白线从上垂下来,一直拖到上衣口袋处;绸缎面子的中式棉衣,做工考究,一针一线手工制作的搭襻纽扣,更显得优裕雅致。看他的形貌与衣着,就知道施先生是精致的上海人。他精神矍铄,不失风采,身上有一种穿越风雨的淡定,走路不慌不忙,腰板笔直,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学生们
周来苏是湖南新化人。新化旧时属宝庆府,清末民初,这里可谓革命的热土,蔡锷、谭人凤、陈天华都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从1903年到1912年,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十年,周来苏几乎全程参与,但他在革命史上并不闻名,史料中关于他的记载,多与“周丢海”这个绰号有关。这个让他蒙辱的绰号,源自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夜一次运送枪械的事故。 此事之经过,多位革命者都有记述。黄兴的儿子黄一欧也曾参与运送军械,他回忆道:
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端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洋务运动,正是这场“自强求富”运动使中国产生了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企业,出现了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胡雪岩与盛宣怀。前者属于传统商人向民族资产阶级过渡阶段的代表人物,后者被认为属于半官僚资产阶级。盛宣怀是当时“官督商办”的典型人物,在近代工业发展进程中其身份始终是政府资本代表“官督”,就是代表政府“掌控企业”。
《书屋》是湖湘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主办、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创刊于1995年,今年(2025)是创刊三十周年。“夙抱深情约烟霞,咫尺青峰映眼帘。天地钟鼓谁鸣晓,如彼逝川三十年。”为此,我们特推出四本杂志精品文章选集,以志庆贺。 三十年一路走来,栉风沐雨,《书屋》始终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格调与品位,素有“北有《读书》,南有《书屋》”之美誉。我们与海内外众多华文学者、
《夙抱深情约烟霞》编后记 《书屋》创刊三十周年,特推出“书屋文丛”一套四册,以志庆贺。每册对应一句诗,主题各不相同,其中,《夙抱深情约烟霞》专讲湖湘人物。 谈论中国历史,必不能绕开湖南。“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副悬于长沙岳麓书院和汝城濂溪书院的对联,相传为王闿运所撰,上联道出了周敦颐(号濂溪)与影响中国至深的程朱理学之源流关系,下联则彰显了湘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胡经之先生大鉴: 今天,《书屋》执行主编刘文华同志来微信说,为庆祝《书屋》创刊三十周年,出版了一套《书屋文丛》四本:《夙抱深情约烟霞》《咫尺青峰映眼帘》《天地钟鼓谁鸣晓》《如彼逝川三十年》。每本又分若干辑:第一本第一辑《湘弦古调振清商》,第二辑《五渚云槎渡沧桑》,第三辑《万象星火焕霞章》,计四十三篇。责编黄善灵在《编后记》中说:“《夙抱深情约烟霞》专讲湖湘人物。” 第二本有第一辑《天容海色本澄
中国有着传统的感恩善俗,俗语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衔环结草,以恩报德。”长沙窑瓷器上有许多倡导感恩的格言,如“羊申跪乳之志”“慈乌反哺之念”“牛怀舐犊之恩”等,还有多首瓷铭诗表现人际交往中感念他人:“来时为作客,去后不身陈。无物将为信,留语赠主人。”“作客来多日,烦夕主人深。未有黄金赠,空留一片心。”“频频来作客,扰乱主人多。未有黄金赠,空留一量靴。”做客许久,叨烦主人,即便不能给足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