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举措,也是增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机遇。从新发展理念视角出发,新质生产力可以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从而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仍然面临发展规模较小、发展能力较弱、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应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联合体、推动产业创新与融合、加强科技应用与推广、培养和引进新质人才,做大做强做优做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期实现高质量发展。
摘要: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发展实践,对乡村振兴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及效果进行分析,区分政府责任主体和国有企业实施主体地位,分析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在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引导、配合下,国有企业作为实施主体协调乡村其他各经济主体,共同成为主导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主体。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农村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多样性特征,各地实施主体和参与主体也不尽相同,这要求国有企业作为实施主体需要创新企业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并在县域范围内进行规划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摘要:任何现代化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辩证分析和扬弃。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的保障,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制度基础。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共产党创新性地把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分而置之,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有力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把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区分开来,这些都是在运用“制度与体制分置”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理论创新。巩固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就是要提炼和概括市场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的一般性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着高水平方向发展。
摘要:互联网使用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在理论方面,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的有效性和互联网的正外部性,扩展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自由企业家模型。在实证分析中,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先后建立了二值选择模型和排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动,且距离区域中心大城市或全国经济中心城市越远,劳动力越倾向于跨县市流动。该结论在解决了互联网使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多种替代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与女性/城镇户籍劳动力相比,男性/农村户籍劳动力在掌握互联网使用技能后更有可能跨县市流动;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联网使用技能对其跨县市流动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摘要: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环境规制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通过建立将制造业绿色发展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垂直联系模型,从理论方面探讨了环境规制、制造业绿色发展与产业空间分布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1—2021年我国省级层面数据分别运用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提高、自然层面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以及制度层面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均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提升本地区产业聚集力;绿色发展与自然层面贸易自由度交互作用、绿色发展与制度层面贸易自由度交互作用均能促进产业聚集。据此,各地区可以通过合理建设以绿色发展为主导的产业集群,推动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同时实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减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优化制度环境,消除贸易壁垒,进而达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摘要:“数据二十条”倡导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体系可以从时代价值、分配体制和分配机制三个方面展开。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体系开拓了数字经济时代分配正义的新视野,具有方向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特征。为此,可以从明确政府参与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各项权利、健全数字企业获取数据要素收益路径、完善数字劳动者的数据利益保障方案等三个方面对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体制内容进行完善和创新。同时,通过引导机制、市场机制、推进机制、诉请机制的构建可以为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机制,让数据红利更多、更公平地造福全体人民。
摘要: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厘清其影响及进一步的提升方向是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采用主流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STRI)的数据和方法,基于跨国样本,利用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回归模型,从总口径层面、多维度层面与具体措施层面实证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认为:总口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商业存在模式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跨境提供模式自由化,银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保险服务贸易自由化,降低外资进入类政策和监管透明度类政策的限制性以及降低国内管制类政策、非歧视类政策、经营类政策与水平类政策的限制性能够对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促进作用。通过识别具有强经济增长效应特征的具体措施,发现减少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措施限制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应为第一优先开放顺序的金融服务贸易政策措施。
摘要:明清以来,在中国西北部经营茶叶贸易的多是山西祁县和太谷商人,祁、太茶号资本雄厚,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大玉川茶庄在光绪年间祁县总号与归化城分号往来的商业信稿,对大玉川茶叶贸易、茶业金融等问题进行探究。大玉川茶庄通过山西商人开辟的茶路将茶叶从湖南、湖北地区运送至东、西两口,批发给在蒙古草原及新疆等地的商人,同时还与洋行有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往来;为了应付长途贩运过程中的资金流转问题,大玉川茶庄与票号和银号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利用它们支垫货款、汇兑银钱、通过标期结算银钱,形成了有特色的支撑茶叶长途贩运及销售的茶业金融体系。
摘要: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主要体现为“分号经营,总号核算”,这是讨论山西票号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的前提与论域。利用一批账簿、清单,论证了在山西票号中只有总号存在真正的资产负债表,分号年总结账是一种资金头寸表、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综合的报表形式。分号编制“资产负债表”的目的,主要在于与分号资金头寸表的内部验算。也即,分号的权益归总号所有,总号的权益归股东所有。总分号制下的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是山西票号“龙门账”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其自成体系的特色性及其表达方式,也体现了传统时代中国本土会计制度的成熟水平。